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港台开奖直播 >

港台开奖直播

《校友通讯》微信版总666期(2019年2月23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6-10 点击数:

  中国正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人民政权的诞生,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步的改革开放历程,昭示着党、政府和人民奋发追求的是一个文明古国名副其实的和平崛起。为此建立了卓著功勋。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临近之际,笔者应约撰写这样一篇文稿,既引以为荣,又深感力不从心。姑且作为一份学习札记吧!

  我们所说的国家崛起,意思是摆脱贫弱,走向富强。这个“崛起”,其实与“发展”、“振兴”、“腾飞”是同义语。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到达胜利的彼岸,避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我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这个理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文选》第3卷第128页)这个“足够分量”,便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前提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探索和平崛起之路,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移。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开始突飞猛进,中央领导集体接力棒顺利相传,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亦即和平崛起的新局面。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是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和平崛起的辉煌理论。他总结国内和国际的深刻历史教训,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科学设计,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崛起开辟广阔天地。

  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论,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论,他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而论,他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阐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而论,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而论,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建设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而论,他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就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而论,他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纪律,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强各民族团结,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为了祖国的和平崛起,他提出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一系列著名方针,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外交方面一直发挥指导作用。

  这一切充分表明,理论贯穿着和平发展的原则精神,体现了国家崛起的和平本质。

  对于为中国和平崛起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国际上不乏公论。1993年英国《中国季刊》秋季号发表英国作者迈克尔.亚胡达的文章,称赞“在全世界领袖中,是惟一的一位既能坚持领导,同时又使他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1997年2月26日日本《时报》刊登《的影响超时代越国界》一文,说“的理论和决策,不仅使中国人民大大受益,而且惠及亚洲,惠及整个世界”。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民以诚实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祖国,热爱和平,需要和平。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他还明确宣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第3卷第162页)

  为国家和平崛起竭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有充分的构想,而且有丰富的实践。

  他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他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时代主题的揭示,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拓展了空间。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又警示人民,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他作出了对世界战争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科学判断。1985年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文选》第3卷第127页)。这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可以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他指出了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此后“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乃至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而且为人们反对霸权主义、抵制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

  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冷战结束前夕,他便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他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他还阐述了解决领土纠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构想,提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同时尊重别国利益的原则。他是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和双赢思想的奠基者。

  根据上述重要构想,及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最先改变了冷战时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制定的“一条线”战略,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特别注意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贯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巧妙结合,在解决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方面都有独特建树。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利用联合国大会讲坛,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国际社会给予这位“和平巨人”以高度评价。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朋友盛赞他“是一位全世界尊重的伟人”,“他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克罗地亚总理称颂“开辟了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的新途径”,说他“作为果敢决策和远见卓识的伟人将永载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史册”。

  中国和平崛起是属于人类的共同成果。解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导致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早在1985年会见外国客人时就说过:“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后会同他们竞争。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中国越有力量,和平就更靠得住。中国发展起来,是存在竞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能生产更多的高档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转引自《了望》1985年第18期)1990年他又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文选》第3卷第360页)

  和平崛起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丝毫不会妨碍别国崛起,当然也不应受到他国的歧视。中国和平崛起有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经受各种压力,其一便是所谓的“”。

  一是误会。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大国是凭靠军事手段实行扩张甚至借助战争发迹起家,因此,有些人便按照这一“经验”和思维定式,来判断中国崛起的“威胁”。这显然没有跳出“冷战思维”的框框。殊不知,当今时代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间的依存性大大加深,无论是从道理上还是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实践上,都没有任何根据来说明中国将是通过威胁别人甚至侵略扩张来发展自己。

  二是疑虑。有些人妄论,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9万亿美元,甚至说2020年就超过美国,于是由心怀疑虑而听信“”。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不过1.3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000美元,而美国和日本人均都超过3万美元。更不应听信那种信口雌黄,说什么“崛起”一词在西方语境下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含义,而给中国堂堂正正的和平崛起抹上阴影。

  三是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这种人恣意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本身恰恰是一种威胁和平的势力。正是这种势力,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有时又抛出所谓“中国崩溃论”。说什么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状态,乃至引起经济崩溃。“”也罢,“中国崩溃论”也罢,两种谬论同出一辙,都是苍白无力的。《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刊登经济产业省官员黑田笃郎的文章,标题就是《“”和“中国崩溃论”都是错误的》。

  中国现在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国和平崛起,不会走向侵略扩张,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维护和平的国家本质;第二,中国人民饱受外来侵略的苦难,特别珍惜和平生活;第三,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经济规模大幅增加,人均收入仍然低下,实现发展的目标将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第四,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永远珍惜“和为贵”的道德传统。

  还应该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影响是一回事,而杜撰的所谓“中国威胁”则是另一回事。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香港《南华早报》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的崛起似乎给东南亚蒙上阴影,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从表面上看不能迅速进行改革,其改革步伐甚至还不及其巨大邻国的一半。”上述《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文章指出:“日本和日本企业应该采取冷静思考怎样利用中国产业的生产力、增长力的态度。过度的威胁论将引发感情的反感,是要不得的。” 2003年3月19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崛起的影响问题的听证会上提供证词,题为《考虑中国崛起的安全影响》,其中说道:“总之,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道路崛起。”2003年3月3日日本《产经新闻》载文称“已经是陈词滥调”。可见,面对同一事实,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今,“中国机遇论”越来越占据上风。2003年1月2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驻香港记者题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促进其邻国的发展》的文章,说“不论人们怎么焦虑和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将给这一地区带来机遇”。2004年2月16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公布几位美国贸易代表的言论,其中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明确表示:“有人把中国说成是毁灭力量。我不这么认为。” 2004年2月19日《亚洲华尔街邮报》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的文章,称“短短几年前,该地区还担心中国成为一个独断专行、主宰地区事务的霸权国家。如今,这种担忧已经烟消云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看作友好邻国、建设性伙伴和善于聆听者。”该作者还从另一角度指出:“安全方面,中国也采取了若干步骤来消除该地区各国对其军事力量的担忧。中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合多边增强信任措施化解了这种局面。”

  当然,也还有人在观望。这也不奇怪。例如2004年2月25日《南华早报》刊登香港记者兼评论员秦家驄的文章,说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并称,“中国对和平崛起的强调虽然值得称赞并应受到鼓励,但是国际社会仍担心中国在具备称霸资本时会不会寻求霸权。”既然如此,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谈到中国和平崛起,还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和平崛起与遭受外来侵略的关系。尽管我国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和平努力,并充分估计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但仍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准备应付任何外来侵犯。这是我国必须保持足够防御军事力量的道理所在。二是和平崛起与面临台湾“独立”的关系。在我国和平崛起条件下,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个方针不会变。但是,一旦出现台湾“独立”的非常状态,我们必须运用武力,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中国正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人民政权的诞生,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步的改革开放历程,昭示着党、政府和人民奋发追求的是一个文明古国名副其实的和平崛起。为此建立了卓著功勋。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临近之际,笔者应约撰写这样一篇文稿,既引以为荣,又深感力不从心。姑且作为一份学习札记吧!

  我们所说的国家崛起,意思是摆脱贫弱,走向富强。这个“崛起”,其实与“发展”、“振兴”、“腾飞”是同义语。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到达胜利的彼岸,避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我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这个理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文选》第3卷第128页)这个“足够分量”,便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前提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探索和平崛起之路,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移。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开始突飞猛进,中央领导集体接力棒顺利相传,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亦即和平崛起的新局面。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是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和平崛起的辉煌理论。他总结国内和国际的深刻历史教训,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科学设计,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崛起开辟广阔天地。

  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论,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论,他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就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而论,他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阐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而论,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而论,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建设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而论,他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就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而论,他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纪律,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强各民族团结,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为了祖国的和平崛起,他提出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一系列著名方针,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和外交方面一直发挥指导作用。

  这一切充分表明,理论贯穿着和平发展的原则精神,体现了国家崛起的和平本质。

  对于为中国和平崛起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国际上不乏公论。1993年英国《中国季刊》秋季号发表英国作者迈克尔.亚胡达的文章,称赞“在全世界领袖中,是惟一的一位既能坚持领导,同时又使他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1997年2月26日日本《时报》刊登《的影响超时代越国界》一文,说“的理论和决策,不仅使中国人民大大受益,而且惠及亚洲,惠及整个世界”。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民以诚实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祖国,热爱和平,需要和平。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他还明确宣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第3卷第162页)

  为国家和平崛起竭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有充分的构想,而且有丰富的实践。

  他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他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时代主题的揭示,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拓展了空间。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又警示人民,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他作出了对世界战争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科学判断。1985年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文选》第3卷第127页)。这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可以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他指出了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此后“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乃至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而且为人们反对霸权主义、抵制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

  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冷战结束前夕,他便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他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他还阐述了解决领土纠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构想,提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同时尊重别国利益的原则。他是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和双赢思想的奠基者。

  根据上述重要构想,及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最先改变了冷战时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制定的“一条线”战略,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特别注意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贯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巧妙结合,在解决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方面都有独特建树。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利用联合国大会讲坛,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国际社会给予这位“和平巨人”以高度评价。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朋友盛赞他“是一位全世界尊重的伟人”,“他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克罗地亚总理称颂“开辟了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的新途径”,说他“作为果敢决策和远见卓识的伟人将永载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史册”。

  中国和平崛起是属于人类的共同成果。解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导致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早在1985年会见外国客人时就说过:“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后会同他们竞争。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中国越有力量,和平就更靠得住。中国发展起来,是存在竞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能生产更多的高档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转引自《了望》1985年第18期)1990年他又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文选》第3卷第360页)

  和平崛起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丝毫不会妨碍别国崛起,当然也不应受到他国的歧视。中国和平崛起有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经受各种压力,其一便是所谓的“”。

  一是误会。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大国是凭靠军事手段实行扩张甚至借助战争发迹起家,因此,有些人便按照这一“经验”和思维定式,来判断中国崛起的“威胁”。这显然没有跳出“冷战思维”的框框。殊不知,当今时代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间的依存性大大加深,无论是从道理上还是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实践上,都没有任何根据来说明中国将是通过威胁别人甚至侵略扩张来发展自己。

  二是疑虑。有些人妄论,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9万亿美元,甚至说2020年就超过美国,于是由心怀疑虑而听信“”。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不过1.3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000美元,而美国和日本人均都超过3万美元。更不应听信那种信口雌黄,说什么“崛起”一词在西方语境下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含义,而给中国堂堂正正的和平崛起抹上阴影。

  三是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这种人恣意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本身恰恰是一种威胁和平的势力。正是这种势力,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有时又抛出所谓“中国崩溃论”。说什么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状态,乃至引起经济崩溃。“”也罢,“中国崩溃论”也罢,两种谬论同出一辙,都是苍白无力的。《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刊登经济产业省官员黑田笃郎的文章,标题就是《“”和“中国崩溃论”都是错误的》。

  中国现在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国和平崛起,不会走向侵略扩张,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维护和平的国家本质;第二,中国人民饱受外来侵略的苦难,特别珍惜和平生活;第三,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经济规模大幅增加,人均收入仍然低下,实现发展的目标将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第四,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永远珍惜“和为贵”的道德传统。

  还应该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影响是一回事,而杜撰的所谓“中国威胁”则是另一回事。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香港《南华早报》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的崛起似乎给东南亚蒙上阴影,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从表面上看不能迅速进行改革,其改革步伐甚至还不及其巨大邻国的一半。”上述《日本论坛》2002年秋季号文章指出:“日本和日本企业应该采取冷静思考怎样利用中国产业的生产力、增长力的态度。过度的威胁论将引发感情的反感,是要不得的。” 2003年3月19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戴维.兰普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崛起的影响问题的听证会上提供证词,题为《考虑中国崛起的安全影响》,其中说道:“总之,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道路崛起。”2003年3月3日日本《产经新闻》载文称“已经是陈词滥调”。可见,面对同一事实,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今,“中国机遇论”越来越占据上风。2003年1月2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驻香港记者题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促进其邻国的发展》的文章,说“不论人们怎么焦虑和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将给这一地区带来机遇”。2004年2月16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公布几位美国贸易代表的言论,其中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明确表示:“有人把中国说成是毁灭力量。我不这么认为。” 2004年2月19日《亚洲华尔街邮报》发表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的文章,称“短短几年前,该地区还担心中国成为一个独断专行、主宰地区事务的霸权国家。如今,这种担忧已经烟消云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看作友好邻国、建设性伙伴和善于聆听者。”该作者还从另一角度指出:“安全方面,中国也采取了若干步骤来消除该地区各国对其军事力量的担忧。中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合多边增强信任措施化解了这种局面。”

  当然,也还有人在观望。这也不奇怪。例如2004年2月25日《南华早报》刊登香港记者兼评论员秦家驄的文章,说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并称,“中国对和平崛起的强调虽然值得称赞并应受到鼓励,但是国际社会仍担心中国在具备称霸资本时会不会寻求霸权。”既然如此,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谈到中国和平崛起,还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和平崛起与遭受外来侵略的关系。尽管我国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和平努力,并充分估计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但仍应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准备应付任何外来侵犯。这是我国必须保持足够防御军事力量的道理所在。二是和平崛起与面临台湾“独立”的关系。在我国和平崛起条件下,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个方针不会变。但是,一旦出现台湾“独立”的非常状态,我们必须运用武力,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今年8月22日是伟人诞辰一百周年。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曾经提倡“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并树立了“古为今用”的榜样。历史证明,不仅是“洋为中用”的典范,而且以其远见卓识影响世界,创造了“中为洋用”的业绩。逝世时国际社会对他的光辉一生纷纷做出评价。日本《时报》1997年2月26日发表大公撰写的纪念文章,称颂“的理论和决策,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而且惠及亚洲,惠及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不仅超越他生活的时代,而且超越他生活的国度。”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有见地的,是非常公允的。理论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侧重从国际角度,就其影响谈几点认识。

  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的一贯思想。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来变革中国、发展中国,在此过程中他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迅猛腾飞,成就卓著,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态势。当初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为何垮了,中国为何却成功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影响扩大,从根本上说,得益于理论。

  第一,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坚决走自己的道路,做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范例。

  理论不仅是对我国前期许多做法的拨乱反正,而且从中可以透视苏联改革失败中的深刻教训。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包括痛苦的周折,对社会主义产生新的认识,决心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是不成功的。”(《文选》第3卷第178页。以下引语皆出自《文选》第3卷,所以只注明页码)他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第139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特码资料管家婆彩图,”(第2-3页)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第256页)

  为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提出了一整套构想并付诸实施。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他阐明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要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建设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规划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纪律,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强各民族团结,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他揭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等等。凡此种种,无不产生于我国的国情需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切与当年苏联领导人的主观唯意志论、超越阶段论,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拒绝商品货币关系、否认市场经济,故步自封、推行扩张、谋求霸权等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诚然,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并将继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难点,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在理论指导下探索的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是举世公认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剧变后转型国家的政界、学术界人士,对中国的改革持肯定态度并表示要吸取和借鉴中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大胆地汲取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成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所用。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一贯主张,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的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拿来用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1988年6月他发表了《要吸收国际经验》的专题谈话。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针对一些同志的顾虑,曾经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72页)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的错误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衔接性。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仍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克服自身弊端的手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固然给社会主义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也为世界范围内未来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前提。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代的机遇。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亲自设计和指导下,中国扬弃了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管理模式,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的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日益显示出理论及其现代化思想的国际意义。

  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十分透彻。他在1984年就说过:“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第94页)1985年又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第105页)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第128页)

  自知之明与雄心壮志相结合,产生韬光养晦。在理论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解决全球1/5人口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强盛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为了实现国家的振兴,十分注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他说过,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他又深知中国所处的世界地位,力主要对于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方面已成为中国历届领导人的根本信念。中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所持的严肃、公正、负责的立场,世人有口皆碑。从上世纪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目前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出世界多极化论断的依据之一。

  的丰功伟绩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赞扬。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对100多年来中国面对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回答,即在尊重中国特性和统一的同时向外部世界开放,并且能够充分解放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英国作者迈克尔.亚胡达称:“在全世界领袖中,是惟一的一位既能坚持领导,同时又使他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

  对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断被国际形势的发展所证实,也被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接受。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将主观需要与客观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第156页)他还说:“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第116-117页)洞察世界,看得真切,想得深远。

  第一,揭示时代两大问题亦即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同时又告诫人们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关于时代主题的揭示,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对世界主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而使我国不失时机的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谈论时代两大问题又是很有分寸的,并没有使人们造成幻觉或误解,似乎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已经到来,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1992年初,他在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第383页)。这是告诫人们,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任重而道远,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伊拉克战争以来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断出现的种种新动向,足以证明和平与发展确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8月4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仰之情,特别谈到有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和看法,“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作出关于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科学判断,同时又警示新的冷战开始。

  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第82页)1985年6月他在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127页)。1988年6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进一步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第270页)这些话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使得大家可以聚精会神地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可是,从来没有忽视国际形势的严峻性。他在1989年11月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第344页)他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国际形势的状况。这其实也就是人们经常议论的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是一种“冷和平”局面。匈牙利作者在专著《》一书中称赞说: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外交政策转趋平稳,更加现实。这不仅反映在双边关系中,而且反映在对形势总的估计,对许多国际问题,首先是战争与和平以及裁军问题的看法上。

  第三,指出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同时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性。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此后“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乃至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而且为人们反对霸权主义、抵制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1990年3月的一次谈话最为明确,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第353页)今天,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多少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还够不上正牌超级大国,只能称作副牌超级大国),但这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与世界多极化论断相对应,一再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性,其实质就是要认真对付惟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图谋。他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线页)

  基于上述认识,及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

  国际社会给予这位“和平巨人”以高度评价。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朋友盛赞他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美国作者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回忆》一文中称:“邓总是从全球和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具有把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精辟的思想这样一种杰出的简化本领。”

  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实际,提出了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途径。这主要包括:。

  第一,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力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冷战结束前夕,便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他的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建立国际新秩序已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始终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第283页)他解释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和延伸,使之更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他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第96-97页)历来把主权平等看作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第348页)由此产生了中国对外政策完全独立自主、真正不结盟的特色。

  第二,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自我选择,以此推动和平共处局面的稳定发展。

  积数十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这个思想成为推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第330页)总之,他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第261页)崇高的思想境界产生杰出的政治主张,倡导的有关精神正在变成国际关系中普遍接受的原则。

  第三,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促进国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谈及国家关系时,始终把相互尊重、搁置争议、面向未来联系在一起。他在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第330页)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第19-20页)

  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他把面向未来原则称作“卓识远见”。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去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第53页)1989年12月他又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第350-351页)

  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备受国际友人的称赞。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今年7月5日在莫斯科纪念百年诞辰时称:俄罗斯人民非常崇敬,是他对历经坎坷的中苏关系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实践证明,中俄两个伟大国家只有友好协作才能共同发展,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和民主化,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相信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将继续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前进。

  第四,将“一国两制”主张引申到国际领域,还提出“共同开发”主张,以利于合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葛。

  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第87页)他还阐述了解决领土纠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国际上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强烈的积极反响。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如今已经派生出一系列新的内容,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正在经受检验的国家利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反霸权主义原则、不结盟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多样性原则以及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等等。

  鉴于的丰功伟绩,克罗地亚总理称颂他“开辟了解决不同社会制度矛盾的新途径”,说他“作为果敢决策和远见卓识的伟人将永载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史册”。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说,从实际出发制定“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开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不仅成功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巩固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丰富世界外交理论和实践作出巨大贡献。

  理论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贡献,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探索了一条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俄罗斯友人罗满宁在莫斯科纪念百年诞辰会上说,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第一,对社会主义本质加以新界定,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的偏颇认识。按照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共性要求,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涵。他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137页)答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第273页)他还就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等,赋予社会主义理论以新质。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把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的这些论断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无论是研究各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还是观察转型中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摆脱以苏联模式为衡量社会主义惟一尺度的阴影,不应再以苏联模式条件下的理论和实践来衡量姓“社”还是姓“资”。

  第二,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存在的世界意义。在苏东剧变的严峻时刻,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第311页)他豪迈地宣称:“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第346页)事实业已证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际上流传甚广的一篇题为《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三,深信发生剧变得社会主义国家迟早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有一段令人永不忘怀的遗言:“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第382-383页)这一番话表现了这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信念。

  那么,如何理解这些宝贵遗言呢?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原苏东地区国家大致呈现这样的态势:(1)分久必合。在社会大动荡过程中,政党分化难以避免。社会主义力量从思想上接近到组织上联合,需要有一个复杂过程。一旦条件成熟,自觉的、健康的、基础巩固的联合将会出现。(2)实践检验。老党一分为几,新党蜂拥而出,纲领五花八门。谁都说自己正确,谁又都一时无法证实自己正确。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要经广大人民群众认可。(3)反复选择。历史与现实都充分说明,“极左”,即固守苏联模式,是再也行不通的;“极右”,即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是注定要碰壁的。区别于两者的选择,要去探索。从根本上说,各派政治势力较量的实质是“本国特点资本主义”与“本国特点社会主义”之争。(4)历经曲折。在这些国家复兴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恢复苏联模式!),道路不会平坦,可能要几经反复。左翼力量在某次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占优势,不要以为从此就回到社会主义;所以,盲目乐观是不正确的。反之,左翼在政权组织过程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不要以为它们从此又不行了。复兴社会主义毕竟是这些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公正的必由之路。所以,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5)形成特色。国情是多样的,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从长远看,殊途同归,即最终归之于“本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位战略家,他的丰功伟绩与崇高风范将泽被后世。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朋友盛赞他“是一位全世界尊重的伟人”,说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人”。

  面前这张照片,是一幅长卷照片的局部,记载了1963年7月21日北京首都机场上欢腾而庄严的场面。和两位世纪伟人在机场并肩合影,已属罕见,而我们这些普通一兵能够紧靠领袖身边拍照(注:左一是本文作者),更是不敢想象的事。历史的铸成往往有其渊源。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弹指间三十四年过去,想来恍如昨日,不禁心潮澎湃。

  60年代初,中苏思想分歧被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之后,中苏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共运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谈判对话来消除分歧,增进团结。经过双方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决定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赴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半个月会谈,未获进展,这中间,于7月14日发表的《苏联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员的公开信》,实际上促使本次会谈成为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的最后一次接触。中共代表团7月21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党政军各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去机场欢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情景感人。建国后毛主席到机场迎接从国外回来的自己的代表团,共有三次。1961年周恩来同志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提前回国,毛主席曾去机场迎接。这是又一次。我们大家(本人当时为代表团翻译组成员)心照不宣,这是一个特殊重大行动,表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代表团“坚决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完全支持和充分肯定。

  7月下旬北京进入盛暑,这一天烈日当空,气温很高。代表团分乘两架图-104专机,于中午间隔20分钟先后在机场降落。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迎接载坐小平、彭真同志的第一架飞机之后,仍在机场等候。我们大家没料到毛主席会亲自前来(代表团出发时送行的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下飞机,喜出望外,激动不已。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方面负责同志,在机舱出口处附近排成长长的一字弧形,同我们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的手宽厚柔软,少奇同志严肃表情中露着微笑,周总理对被迎接者仿佛一见如故,朱德委员长态度特别慈祥。也许由于过分激动,我在同朱老总握手之后,竟从他和董必武副主席两人稍宽的间隔中穿出首长欢迎队列,当我察觉时,后面的同志已经一个接着一个跟上来了。我不好折回,于是“当机立断”返回最前头去,又从毛主席开始握手。当我再次走到周总理面前时,记忆力极佳的周总理似乎发现问题,但见他目光炯炯,伸出手,温和而又机敏地盯视着我,虽无责怪之意,那神情却使我感觉是在发问:你这位不是刚才握过手了吗?我当时颇有些惶恐不安呢。这件事回想起来,真是其乐无穷。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还走向苏联机组人员,同他们握手,表示谢意。他们表现出意外的喜悦和兴奋。

  合影开始了,不知是哪位礼宾官员呼叫了一声:工作人员可以随便站!在那稍纵即逝的宝贵瞬间,我们大家来不及更多思索,便疾速纷纷站到领导人后面,尽量往中间靠拢。大家都踮着脚尖。我幸运地站在了小平同志后侧照片上这个位置。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老朋友、人民日报社的崔奇同志(本照片右一,当时为代表团顾问组助理之一)发现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4月的一天刊登了题为《邓之后的生活》的文章,并附一幅“和在一起”的照片,也就是本照片。我经常凝视这幅照片,回溯中苏关系,重温国际共运历史,思考几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沧桑变化......